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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:张丽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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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们澄江县城理发店很少,只有一家国营店。师傅是五个中老年男子,穿着旧的白大褂,打扮得像冷漠的医生,顾客也都是男性,进店把头发剪短,洗个头就出来了。女人从不进店理发,也不可能去店里理发。女人理什么发啊!姑娘和已婚妇女大多编长辫子扎根橡皮筋,少数剪短发的女人,头发长了,都是在家里剪。或者母亲给女儿剪,或者姑嫂相互剪,或者同事来家里玩帮着剪。剪出来的式样大同小异,清一色“运动头”,精干有力,虎头虎脑,一副要去种地或大炼钢铁的样子。偶有爱美的姑娘想学电影里的女明星把刘海烫弯,便躲在家里,小心翼翼举起烧烫的火钳,咬紧牙关,在额前比试。有人为此受伤,不小心烫破了额头。有人烫成功了,原来的直发,变得弯曲、漂亮,却被人嘲笑,甚至骂些骚货之类的难听话。
那是丑陋的时代,以美为丑,谈美色变。没有追求美的权利,也不懂得怎样去追求美。男人和女人心目中的美,都是短头发,长辫子。男女的衣服,都是一片灰蓝,只有绿军装最漂亮。人们不兴打扮,也不会打扮。发型这个词还挂在月亮上,偶然能看见,永远摸不着。
忽然有一天,出了大事。
一对年轻的温州姐妹,大老远坐汽车悄悄来到我们县,在县城一隅租了间小屋,挂出一块木板,上面用红油漆笨拙地写了三个潦草汉字:小香港。
这事轰动了全城,很多人跑去围观。县城的第一家新式发廊,从此诞生。
2
以前,我们这个闭塞的小城,在广播里听到过香港,香港的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,只在想象中出现。不曾想,遥不可及的花花世界,一下子来到澄江,一对温州姑娘,一间小发廊,揭开了我们县的爱美历史。
每天,身材苗条,大眼睛瓜子脸,烫着波浪齐肩发的温州俩姐妹,站在店门口,说着温州普通话,笑眯眯地招徕顾客,“来嘛,进来看看,来烫烫头发。”她们是一对活广告,向小城的女人展示来自远方的全新生活,展示女人美丽的头发以及不可阻挡的爱美之心。
但是,澄江女人不敢走进小香港发廊。她们远远站着,瞪大好奇的眼睛,手指着温州俩姐妹的波浪卷发,叽叽咕咕议论,一阵阵哄笑。小香港发廊姐妹俩主动走过来,跟围观的女人打招呼,请她们进店烫发,她们哄笑着,你推我,我搡你,迅速跑开,好像小香港发廊是个不洁之地,良家妇女踏进去半步,就被污染成了烟花女子。
有一天,一个叫三妹的小媳妇,气呼呼地冲进小香港发廊,朝地上吐几口唾沫,大声骂起来,“呸,坏女人!女特务!”骂完,转身离开,咚咚咚地走远,拐进了街上一条小巷。那年月,只有电影里的坏女人和女特务烫头发,好女人从来不烫头发的。
三妹在我们小城很有名,中学时是个团干部,粗门大嗓,典型的女汉子,她嫁的男人,是个警察,在家里还经常挨她骂。那天,三妹不知哪根筋扭结了,居然跑去骂温州俩姐妹,好像还要带着做警察的丈夫,来把这俩姐妹抓了关起来。
悄悄地,有年轻男人去小香港发廊理发,还有人大胆尝试,吹了个贴在墙上的香港演员光滑闪亮的发型出来。走在街上,人们像看奇异的怪物一样,对着他们指指点点,哄笑声四起。
我家住在小香港发廊附近,出门走几步,拐个弯,就能看到那块写了红油漆字的木板了。八十年代初,刚改革开放,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到我们这个偏隅的小城,小城还在混沌的羞涩之中,故而县城很冷清,几乎没有汽车,也没有外地人,小香港发廊俩姐妹说的温州普通话,是城里惟一的外地口音。那时候,我远嫁澄江,刚生孩子,做了母亲。下班后的生活,就是做饭和带孩子。每天吃过晚饭,我都抱着女儿去街上逛。主街人民路不到一公里长,有一家百货公司,一家糖烟酒公司,一家利民五交化商店,一家新华书店,一个国营食堂和一个人民电影院。半个小时就把所有商店逛完,甚至那些商店我都不想进去,因为太熟悉,里面卖的东西太少,无非就是写着大红双喜字的水壶、脸盆、黑蓝白布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,早就看厌了。常常,我就是抱着女儿在电影院门口看看海报,教女儿认几个大字,就踏着昏黄的路灯灯光回家。
邻居周老师的妈妈周妈妈待我特别好,就像我不在身边的我的亲生母亲,帮我带女儿,给我女儿织小毛衣,从她家煮了排骨端来给我,还腌好吃的萝卜条。我老公是检察官,办案经常出差不在家。我孤单了,晚上不敢睡觉了,就抱着孩子去她家玩。
周妈妈常和我一起出门散步。第一次看见小香港发廊时,她惊喜地叫出声,“哦!小香港发廊!”
来来往往几次后,她又哀叹道,“唉,咋这么冷清?咋没有女人去烫头发呢?” 回到家,周妈妈有些发呆,好像怀有心事。我问她,她才不好意思地说,“我们去小香港发廊烫发吧?”
“去小香港发廊烫发?”我被周妈妈这个大胆的想法吓到了。等我从惊愕中回过神来,笑得咕咕咕的,说,“那多多年轻姑娘和小媳妇都不去,你一个老太太去,不怕人家笑话您?说您老不正经?”
周妈妈留长发,梳个半长的独辫,尽管已经五十几岁了,头发还很多,独辫也就比较粗。相比那些扎两个小辫,剪齐耳短发的女人,周妈妈的粗独辫别有风味,还更好看些。可是,她要把粗独辫打散,去小香港发廊烫个女特务的头,实在让我吃惊。且不说发型好看不好看,只说她这把年纪还去烫发,就有些过份了。那天,我表示惊讶后,周妈妈就没再说什么,烫发的事,也没再提。
我虽然比周妈妈年轻三十岁,正是花季年龄,却没有像周妈妈一样,成长在一个爱美,追求美的年代。周妈妈向我描述过她小时候的生活。原来,周妈妈出生在一个资本家家庭,从小穿花裙子,扎蝴蝶结,喝牛奶长大。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,去农场劳改,前两年刚平反回来,和儿子一家过着幸福生活。我却从出生,就在一片简朴,黑色,蓝色和红色中成长,受的教育,也是笃信短发美,灰蓝美。穿花裙子,扎蝴蝶结,喝牛奶,是资产阶级生活,是低级享乐趣味,是遭批判和唾弃的。因而,当周妈妈说要烫头发,我不理解周妈妈被迫藏于内心深处几十年的美,对周妈妈终于爆发出的爱美之心,不但不赞赏,反而笑话她。
几天后,我抱着孩子又去周妈妈家玩。敲半天门,周妈妈才打开一条门缝,露出一只眼睛朝外张望。认清是我,赶紧开门让我进去,好像地下工作者一样,又赶紧把门关上。我看到周妈妈烫了个大波浪,穿一件紫花旗袍。那旗袍稍有些褪色,但料子还很结实,紧紧裹着她的身子,配上大波浪头,真是时光倒错,周妈妈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,摇身变成了国民党高官的太太,把我惊得连连后退,差点摔倒。
周妈妈见吓到我,有些不好意思,红着脸走过去,把我身后的窗帘拉起来,确定别人看不见,秘密不会泄露,才害羞地看着我说,“好看吗?我的头。还有这件旗袍。”我问,“周妈妈你哪来的旗袍?又哪天烫的头?”她说,“三十年了,我藏在箱底三十年的旗袍,都不敢穿,今天烫了头发,拿出来穿穿。”又补充说,“我今天烫的头。”我撇撇嘴,不满意地嘟哝,“您还是去烫头发了!”周妈妈见状,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她没有女儿,把我当女儿。今天,她鼓起勇气去烫了头发,多么希望能得到我这个惟一的女儿的夸奖啊!可是,我不理解她,更不赞成她,反而有些鄙视她。看到她难过,我也难过。但我不想她难过,她难过就像我的亲妈难过一样让我不好受,我就违心地说,“好看,头发好看,旗袍好看,就是像个国民党。”周妈妈哈哈大笑,我也笑。
3
周妈妈去小香港发廊烫头发的消息,不亚于当初小香港发廊悄悄落户澄江引起的轰动。大家当着周妈妈,背着周妈妈,议论一阵,笑一阵。小香港发廊俩姐妹也把周妈妈当成模特,对追寻周妈妈足迹试探着走进小香港发廊的女人不断动员说,“你们这么年轻漂亮,怎么就不能烫个像周妈妈那样好看的头发呢?”
终于,小香港发廊迎来了第二个、第三个烫发的女人。渐渐地,去小香港发廊烫发的女人多起来,我也加入了烫发大军,烫了好看的波浪头。周妈妈抚摸着我的头发,连声说:“好看,好看,就是好看。”说得我都不好意思。
我们每次路过小香港发廊,看见两条木凳子上坐满了人,周妈妈都会高兴地笑。有时,她还会进去坐坐,和俩姐妹聊聊天,和等待烫发的女人聊聊天。要是过年前,周妈妈保管不进去,因为这时,是小香港发廊生意最好的时候,小屋里挤满了人,凳子都不够坐,都站着排队,排到了门外边。烘头发的两个头罩也一人接着一人烘,手去转动,烫得怪叫。再烘下去,就要坏了,只好断电几分钟,冷却一下,接着再烘。等的人却等不得,嚷嚷快点、快点。性子急的,干脆脖子上系着围巾,跑到门外边席地而坐,叫太阳晒头发。
不知不觉中,一家家新式发廊像一朵朵多彩的鲜花,开放在县城的主要地段。它们比小香港发廊更宽敞,更豪华,更迷人。烫头发的师傅,也不再是中老年男人,变成了小伙子。也不再叫理发师傅,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美发师”。女人们都涌去了这些更大、更美的发廊烫头发。澄江的大街小巷,随时可见披一头波浪长发的女人飘逸而过。人们再也不大惊小怪。家里、街上,大声交谈着哪家发廊烫的头发漂亮,哪个美发师手艺好,要去找他烫头发。
小香港发廊门可罗雀,生意清淡,发廊里的空气紧紧凝固,不见人影。我也搬了家,去新城居住,离老城里的小香港发廊远了,很难再从它门前经过。
温州俩姐妹也早已经离开,不知去向,小香港发廊换了新老板。如今,三十年过去,小香港发廊还在,名称依然,店面依然,生意冷清依然,让我为之惊诧,也为之感慨。是谁,在暗中固执地守护着那份记忆?守护着那份爱美之心破土而出并繁荣生长的历史?
2017年4月5日于澄江寓所 4月20日修改 5月3日,6月1日再次修改 10月12日于北京鲁院定稿
作者简介:张丽萍,鲁迅文学院第33届高级研修班学员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国家级、省级报刊、多次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佳作选本,出版短篇小说集《婚姻与爱情无关》、散文集《世俗生活》《澄江笔记》,中国冰心散文奖获得者,现供职于云南省澄江县政协,任副主席。 |